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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摄影,秘密档案揭示一个你所不知道的

来源:http://www.ewLcLubLondon.com 作者:2019开奖记录历史结果 时间:2019-09-04 04:29

本文出处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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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也就是1926年,白求恩得了肺结核,在疗养院靠气胸疗法死而复生,由此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又写下这样的文字:“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亡的。作为医生,在我的手术刀下,决不会再有任何病人被认为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生物,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问题。人有肉体也有理想;我的刀要救肉体,也要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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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作者:档案栏目组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战斗在古长城(摄影)沙 飞

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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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大夫(摄影)吴印咸

——白求恩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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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9年11月2日,河北武安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临时搭建的手术室中正在进行着的一场手术。被抢救的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人在中国妇孺皆知,他就是诺尔曼·白求恩。

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摄影)王小亭

白求恩给八路军战士做手术的这个画面被永远的定格在了很多中国人的记忆中,这段珍贵的影像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用手摇摄影机拍摄的。而这也成为了白求恩生命中的最后几十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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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世界的40天之后,白求恩的形象又通过一篇著名的短文深入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有篇最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文章发表于1939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书中是这样评价白求恩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摄影)方大曾

很长时间以来,白求恩在我们心中,就是这样的形象。随着这几年,一些有关白求恩的更丰富的档案资料被逐步发掘和披露出来,白求恩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清晰和丰满起来了。

——编 者  

这张照片发表于1942年版的《晋察冀画报》上,很多人认识白求恩都是通过这张照片,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这也是吴印咸闻名国内外的杰作。

如果说,历史是生命的痕迹,抗战史便是万千中华儿女用鲜血写就的史诗。“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中国摄影师奔赴抗战最前线。中国摄影由此告别以中国传统美学为内核的“画意摄影”,在炮火纷飞中完成了向新闻摄影和纪实性摄影的跨越式转变。这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摄影团队,身影最为活跃——他们将镜头对准了反击侵略的重大战役、对准了全民抗战的宏大场景,将最新的战事消息传递给后方、将日寇的暴行公诸于天下,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瞬间。

令吴印咸遗憾的是,白求恩在生前并没有看到这张照片。

黑白陈善恶,慷慨忘死生。当我们在一张张比文字更为鲜活的影像中感受历史,在和平年代体会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在数码时代体会条件极其艰苦的胶片时代的不易时,不禁要向抗战中穿梭在生死线上的摄影师致敬,是他们让抗战摄影超越时空价值永存——真实记录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因此,抗战摄影不但关乎中国,更关乎世界。

最近,一套珍贵的白求恩的生活照片在广州被发现,上面所展示的照片全部出自一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白求恩生前的好友著名的战地摄影家沙飞。沙飞是白求恩生前的战友,两人曾经一起千方百计的将拍到的照片向外发稿,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的顽强抗战。

与长城血肉相连

沙飞的摄影集里面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画面。如,闲暇时的白求恩,在太行山上晒着日光浴,白求恩在河里裸泳。这组照片是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登出的,这里,看到白求恩在其他照片上难得一见的笑容。

王 雁

这些照片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的不同阶段,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败血病在河北唐县逝世,沙飞当时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

父亲沙飞有中国人特有的长城情结。

我们还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一张白求恩年轻时候的照片,是白求恩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时所拍的毕业照。距离1939年白求恩逝世有23年的时间。

他所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与《塞上风云:向长城内外进军的杨成武支队》《我军收复插箭岭》《我军在长城上行进》《八路军在古长城欢呼胜利》《守卫在长城上的八路军哨兵》等作品,联结成了长城组照。沙飞因此被誉为“长城影像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利用长城的象征意义来表达摄影人思想、感情的摄影师”。这组长城组照在中国摄影史上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战斗在古长城》,是长城组照中的代表作,曾经无数次被用在宣传革命的招贴画中。这张照片首次发表于1943年9月《晋察冀画报》第4期,附在“晋察冀八路军的战斗胜利”一文中。我曾经重访长城故地,也有意识地关注抗战期间敌我双方拍摄的照片。当我看到多幅日军在长城上耀武扬威地挥舞着太阳旗的照片时,终于理解了父亲为什么拍摄长城组照,留下的是什么——

父亲当年用照相机把中国军队与万里长城组成了《义勇军进行曲》交响乐。

他用真实生动的形象信息,告诉中国乃至全世界,在国土大片沦丧、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在华北转战长城内外,顽强地守卫着阵地、坚持着抗战。

父亲较早地意识到照相机有记录历史的功能。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记录的是人民的不屈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父亲原名司徒传。沙飞,是父亲取“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里自由飞舞”之理想而取的笔名。1912年5月5日,父亲出生于广州潮音街。1936年,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后来受鲁迅思想影响,以及外国画报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事件报道的启发,对社会、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坚定了当摄影记者、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的理想。大量反映民众生活、富有爱国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照片成为他早期珍贵的作品。

全面抗战开始后,为了摄影,沙飞离开了家;为了救国,沙飞奔赴八路军的华北抗日前线,开始了在晋察冀13年的摄影生涯。这一时期,他将大部分精力从个人的实践转向了队伍的建设:他和战友们组织摄影展览;成立了人民军队的正式摄影机构——摄影科;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摄影爱好者,开办新闻摄影训练班;创建了《晋察冀画报》……解放区摄影由此发展起来。

因为长期面对抗战中敌人的残酷暴行,父亲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1950年3月4日,父亲因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期间枪杀一日本医生被处以死刑。那年,我4岁。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叫沙飞,但直到1965年夏天,我偷偷打开了家中一只从未见母亲打开过的旧木箱,才知道了自己父亲的生与死!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发现自己长得那么像他!我感觉到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我把照片拿去照相馆翻拍,把文件都抄了下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把它们拿出来,看着,吻着,流着泪,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秘密。

我开始寻找沙飞。经过多年的寻找、探索、发现,父亲越来越清晰,我的感觉也逐渐有了变化。我面对的不仅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亲,更是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他的家族,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生与死、爱与恨、欢乐与痛苦、选择与抛弃、理智与疯狂;他的作品与人生。他们那一代人、那一段历史,都吸引并深深地打动着我。

我觉得,父亲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他留住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也深深地影响着后来者。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回报了祖国。

抗战摄影组织及画报机构

1938年

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立,一方面拍电影,一方面拍照片。几乎同时新四军军部摄影室成立。

1939年

晋察冀军区摄影科成立,随后,冀中军区、平西军区、晋绥军区、山东军区等相继成立摄影机构。

1942年

晋察冀画报社成立,组织领导整个军区的新闻摄影工作。

1943年

山东军区《山东画报》创刊,后改称《华东画报》。

1944年

山东军区《胶东画报》创刊。

1945年

《冀热辽画报》创刊,是继《晋察冀画报》之后的第二个大型新闻摄影画报,后来改为《东北画报》。

哪里燃烧,就去哪里拍摄

杨红林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摄影师就纷纷挺身而出,将创作与民族救亡结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越来越多的摄影家拿起相机做武器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下大量作品。正如抗战期间敌后根据地冀中军区摄影训练班学员所唱的:我们是摄影工作者,带着我们的武器,走进人群去,奔驰战斗里。把人民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胜利,摄进镜头;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这些优秀的摄影工作者,以神圣的使命感和饱含深情的镜头,激励着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也让世界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英勇奋战。例如,著名摄影师王小亭1937年8月28日在“淞沪会战”期间拍摄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作为日军屠杀平民百姓的真实见证,曾产生强烈的国际反响。再如以往鲜为人知的摄影师方大曾(笔名小方),为了将前线的情形第一时间传递给国人,1936年底孤身一人深入绥远抗战前线进行跟踪拍摄。就目前所知,方大曾是当时绥远抗战前线上采访时间最长的战地摄影记者,因此他遗留下来的数百张底片,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通过它们,今人看到了中国军民面对侵略奋起抗争的动人景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又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这年7月10日他离家前往卢沟桥实地采访,撰写了《卢沟桥抗战记》等战地通讯,并配以照片发表在报刊上。随后他又南下保定,与范长江、陆诒、宋致泉等著名战地记者相遇,之后孤身一人沿平汉线采访,先后发表了《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平汉北段的变化》等一系列战地通讯及照片。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战地记者却于这年10月前后神秘失踪,他的生命也停在了永远的25岁,成为抗战时期第一位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日益发挥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受此鼓舞,以沙飞、吴印咸、石少华、郑景康、徐肖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摄影人纷纷奔赴敌后,从而共同创造了红色摄影史的一座丰碑。其中,作为敌后抗战摄影奠基人的沙飞,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与沙飞同为红色摄影大师的石少华,也长期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拍摄了《毛主席和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等经典作品。

另外,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唯一的官方摄影机构——延安电影团,作为一个摄影集体,其主要成员吴印咸、徐肖冰等人也留下了大量经典摄影作品。他们克服设备简陋、胶片稀缺等困难,在根据地拍摄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和事件,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如吴印咸拍摄于1939年10月的《白求恩大夫》,堪称举世闻名的经典之作。在河北涞源的一次战斗中,白求恩在距离火线只有七八里的一座小庙里为八路军伤员做急救手术。当时敌人的炮弹在附近爆炸,小庙被震得刷刷落土,但他仍镇定沉着地连续抢救了数十名重伤员。吴印咸受其忘我精神的感染,把这一无比感人的场面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常年与中共领袖近距离接触,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师们得以有机会捕捉他们身上最经典的瞬间,中共领袖人物的许多经典照片绝大多数出自他们之手。例如吴印咸拍摄于1942年的《艰苦创业》,捕捉的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土场上给120师干部作时局报告的场景。当天毛泽东身着粗布灰制服,裤子上打着两块大补丁,脚上穿着土布鞋,前面放着一个简陋的小方凳。毛泽东称赞“这是最有时代感的照片”。另一位重要摄影师徐肖冰,抗战期间同样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例如拍摄于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的《彭副总司令在前线指挥作战》,就是一幅广为人知的作品。此外,反映延安时期各项活动的系列照片,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中共七大等,都是红色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战地摄影界有句名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抗战摄影的先辈正是以他们的生命与鲜血诠释了这一精神。他们的功绩,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9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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